邬沧萍（1922—），广东广州人。著名人口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首批荣誉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科的开创者之一，参与创建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和人口学系，是中国最早从事现代人口学研究的学者之一。本文回顾了他的求学经历及致力于人口学和老年学研究，“文革”后与刘铮、林富德一起上书中央，建议控制人口增长的故事。邬沧萍自述本次采访时间为2008年4月1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室负责采访、录音整理及文字编辑。本文收录于《求是园名家自述》。
放弃留美机会，归国执教报国
我1922年出生在广州，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曾经留学日本。我就读的中学是广东广州广雅中学。中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岭南大学。岭南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上课大多用英文。1937年，岭南大学从广州搬到了香港，并在香港大学上课。我一年级在香港大学，后来在岭南大学一直读到毕业。大学毕业后，我考入上海海关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香港中国九龙海关当公务员。1948年，我自费从香港去美国留学，在纽约大学念工商管理。纽约大学的工商管理研究院很有名，因为校址就在华尔街，许多教授都是华尔街的高管。新中国刚成立时，我的孩子还小，不能长途旅行（当时很少人能坐得起飞机，主要是坐轮船，得要半个多月）。1951年，到了孩子一岁、稍微能够旅行的时候，我就和爱人从美国回到了中国。
回不回中国，对当时所有留学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一个人生道路的选择。我的思想斗争得也很激烈。当时的反华力量比现在大多了，他们封锁中国。美国希望中国留学生都留下来，因为它们认为留学生回中国肯定是帮助共产党。所以毕业的时候美国就想留下所有留学生并提供奖学金，可以在美国念书，也可以工作。当时在美国拿绿卡很难，一般人都拿不到绿卡，但我跟别人不同，我们可能拿绿卡。我的爱人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博士。我们俩都在美国，我们的孩子在美国出生，算是美国公民，这样我们就成为美国公民的监护人，可以长期留在美国。那时学校的留学生顾问都劝说我们：“你可以继续学习，也可以在这里找工作，什么都可以。”这是一条路。另外，台湾的国民党也做了很多工作，说你们回台湾，我们保证你什么什么。一直到船上，他们还在做工作。当然，当时中央人民政府也派了一些人去做留学生的工作。中央号召我们回国参加革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当时回来的是极少数，绝大部分人没回来。当时中国很穷，跟美国的生活水平差几十倍。凡是决心回来的人，都是比较爱国的，首先考虑的是爱国主义。
我之所以选择回国，是因为中学念书的时候，包括后来在香港，我都受一些进步势力的影响。要是没有这个条件，我也不会回来。中学里有很多进步的教师、学生，我受到爱国主义的影响。后来到香港读大学，又在海关工作，我看了一些进步书刊，也一直受到香港进步报纸的影响，如《华商报》、《大公报》和《文汇报》等。我在美国也一直订阅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来看。我爱人是燕京大学学历史的，学社会科学的人，多少还懂得中国悲壮的历史，思想也比较进步一点。当时我们在美国也都看了一些进步的书，如《西行漫记》等。我在美国三年多，虽然一直受各种舆论的影响，但爱国主义始终是主流。
当时在美国也有一些代表我国政府劝留学生回国的进步团体，像北美基督教学生联谊会。我们党在美国工作的人也来劝导、动员留学生回国。当时动员了一部分，学自然科学的多，现在科学院的一些老院士大部分都是跟我们差不多的时候回来的，但社会科学回来的就比较少了。1950年，我就拿了工商管理硕士（MBA），MBA现在在中国很吃香，但当时国内MBA没有用武之地，因为我们搞的是计划经济，不搞市场，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体系。我们学的股票、公司会计、金融学、银行学全都不行了，只剩下一些技术上有用的东西，像会计学、统计学这些。那时候中国在政治上是完全的“一边倒”向苏联，连英文都认为没用，都得学俄文。回来后，教育部有位领导跟我们说：“你们在国际书店都是文盲。”现在似乎不能想象。回来以后我们都学了俄文，因为英文底子好，所以我俄文学得很快，能随便看书。我在美国除了学MBA以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了统计，一回来我就教统计。统计是属于技术的，当时认为它阶级性比较弱。回来之前，我还在纽约大学继续念博士，除了论文以外，全部课程都学完了，有人跟我们谈，说没必要念学位了。那时候根本不讲学位，我们也都觉得学位没用。
回来后，当时教育部对愿意从教的人就分配到各个学校去，但那时肯定不能分到人大。我们在国外就知道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第一所新型社会主义大学，新型的大学里面样样都是新的、革命的，所以它吸收的教师全都是革命、进步的青年和知识分子，都是从北京、天津等地到解放区的学生。我们这种从国外回来的，想都不敢想能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地位很高啊，当时学校排位是“人北清师”，人大、北大、清华、师大。我一回来就被分配到辅仁大学经济系，说这个学校最缺人。
那时候国家建设很需要人才，1952年院系调整，将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个学校搞财经的教师都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央财经学院，我们这些人就都到了那里。中央财经学院仅成立了一年，1953年，中央决定将中央财经学院全部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因为中国人民大学当时奇缺教师。这样，北大、清华、燕京、辅仁一些老教师都并到人大，分配到各个系里去了。原先中国人民大学里老知识分子很少，在大学教过书的人也不多。调整后，我们人大底子里就有了一批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的，像赵锡禹、戴世光、王传纶、林富德、林懋美、唐功烈等。我就从辅仁大学到了人大统计系。到现在为止，我到人大已经55年了，不是“开国元勋”，也算人大的“老臣”了。
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因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我本来就对民盟、对共产党有好印象，也有爱国主义思想，主张要团结抗日。我在香港一直看《华商报》，在美国时一直阅读《大公报》、《文汇报》。《华商报》是民盟的机关报，共产党也支持。当时民盟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坚持国共合作，坚持进步、反对分裂。我就看了很多他们的报纸，了解了他们的主张，而且实际上《文汇报》、《大公报》里面很多也都是进步的新闻人士。我们在美国也参加些进步活动，比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跟进步的同学偶尔也讨论一些中国问题，还学点马列主义，读《大众哲学》等。当时都知道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贪污、不公平，我们都主张社会公平。有了这样一个基础，所以我就能够回国。回国以后，我还达不到共产党员的水平呀，所以没多久就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到现在五十多年了，是老盟员了。我当过民盟北京市副主任委员，一直当民盟中央的常委，现在还是民盟中央的顾问。
在劳动中思考
1951年后，政治运动就很多。本来我已报名准备到农村参加土改，但辅仁大学党委认为土改已近尾声，建议我参加了“三反”、“五反”运动工作队。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以后，运动更多。我多少也受到了些政治影响，但对我来讲也不算是很不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认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比如思想改造，我们回来以后，我一直在思想改造，学马列主义。我们学习很刻苦，对历史事实大多都知道，外文较好，比一般人都学得快、接受得多。大家都有点能力，也都努力工作，政治运动对我没有什么，被批评得不厉害。因为我当时还年轻，而且我历史干净，没有国民党、“三青团”的经历，到海关工作也全是凭考试成绩优异，政治问题就比较简单。当时，也有人说了好话，说我们刚回来的人也不容易，所以说对我还是公正的。
我到统计系时已经有了几位苏联专家。我们按苏联这套教材来讲课，像我们这样，适应讲课并不难。“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才调离统计系。
我们名义上在统计系教了好多年，实际上到农村下放的时间也很长。“反右”以后，要加强对教师的思想改造，特别是对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外国“海归”的都属这样的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因为中国人民大学是从解放区出来的，样样运动都是带头先走一步。1957年“反右”以后，北京市委动员一批知识分子“下乡跟工农结合”，目的不是为了生产，而是思想改造。中国人民大学就带头开始干部下放，知识分子下乡劳动。当时动员大家响应党的号召，跟工农相结合，进行思想改造，中国人民大学头一批去了六七百人，到不同的地方。我是积极分子，下放到北京西山四季青乡南平庄。下去后还照发工资，但过的完全是农民的生活，不读书，也不怎么研究了，完全就是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下乡以后，我的思想就慢慢地转变了，认识了“两个阶级”——劳动阶级和不劳动的阶级，知道了劳动人民是很勤劳的，相比之下，我们是养尊处优。
一年后我们就回来了，接着第二批又下去，但时间就没有多久。后来有“四清”运动，我们又下去了一年。这次我到了湖南湘潭一个叫易俗河的地方。当时条件都很艰苦，我们分到了一个粮食够吃的队，这就算是照顾我们了。1970年的时候我们再次下乡去了，这时候口号是：“走五七道路”。“五七”干校就是根据毛泽东“知识分子跟工农结合”的批示而建立起来的。整个中国人民大学都下去了，我们去了三年。这三年里，我主要是种稻子，许多教师则是打石头盖房子。
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至于下乡调查、生产实习，下乡一两个月就都不算在内，整整下乡的年数，我去过五年：四季青一年、湖南一年、江西三年。
对我来说，当时最大的考验是第一次下放。当时说得很明白：需要你的时候，就回来；不需要你，就一辈子当农民，看你相信不相信党。当时没有说回来的时间，不像以后很明确地说下放半年或一年。所以很多人当时就不敢报名，有的人报了名又反悔。
知识分子跟工农兵结合用下放劳动的这种方式，究竟是一个进步，还是浪费呢？我看来，下放劳动起码不是一条很经济的方法，还是弊多利少。如果是利大于弊，为什么只有教师知识分子这一批人需要这样，其他的人就不需要了？现在看来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人力资源浪费。当然，这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些好处的，实践也证明经过劳动锻炼的这些人，后来不论到哪里都还是比较坚定、任劳任怨的；思想作风都很艰苦朴素，爱国主义都比较坚定。我也算是曾经沧海，发达的地方、好的生活都见过。我在香港海关工作时工资很高，被称为“金饭碗”；到美国也是住在纽约。通过劳动，我慢慢地就觉得对我国农民生活的认识对于我从事社会科学有好处，自己长期在城市里生活，换换环境，参加劳动，过艰苦朴素的生活也有好处。我相信乐观、豁达很重要。我下放的时候三次都是劳动模范，1960年还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在干校的时候还是“插秧能手”，当过“五七”战士代表回京观礼。这些对我们后来究竟有什么影响，我现在还没总结，但对整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是有一定影响。
转向人口学研究，1979年曾向国务院提议：提倡一胎，杜绝三胎
我真正转到人口学是在1972年，那是从“五七”干校回来以后。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加入联合国以后，我国就得履行联合国的义务，要参加联合国的很多讨论会。对我国来说，许多工作有些措手不及。当时全世界的人口增长得很快，人口问题是当时世界三大难题之一（人口、贫困、污染，即英文所谓的“三P”:Population，Poverty，Pollution）。联合国的几个委员会里就有一个人口委员会。人口委员会经常开会，当时我国也准备参加1974年召开的世界第三次人口会议，于是就由国家计委组织了一个班子来研究人口问题。
在此之前，人口问题是个“禁区”，中国没有人敢谈人口问题。为什么？我研究发现，我们之所以在理论上不能正确认识中国人口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受苏联的影响。因为中国那时候许多理论观点完全受苏联影响。苏联地广人稀，一直鼓励生育，最要紧的是苏联在理论上认为人口多、增长快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毛泽东也有一些言论，但是毛主席的言论如何解读，也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比如毛主席说“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这个命题一点没错。人能创造物，当然人是最宝贵的。但真理超过一点就是谬误了。“人是最宝贵的”马上演绎出来“人口是最宝贵的”，那就不一样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全国就有人认为人口多是好的。我知道中国还曾经按苏联的办法推行过几个月奖励生育的政策。
当时在理论上曾经有过争论，认为“人手论”比“人口论”更科学，马尔萨斯“人口论”是资产阶级的。“人手论”把人看成是生产者，人手多，劳动力就多；劳动力多，力量不就大了吗？力量大了，国家创造的财富就多了。所以实际上“人手论”跟“人口论”概括起来就是怎么样看人。如果仅把人看成一个消费者，没有看到人还是一个生产者，就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资产阶级不劳动嘛。科学的人口理论不能这样简单化。苏联的观点“社会主义优越性都表现在人口多、增长快”对我们影响很大。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实际上党内党外都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不能这样。当时搞社会学的人几乎都认为中国人口太多了，但这一批人在1957年遭到了批判，很有名的都被划成右派，全军覆没。我们学校的李景汉、吴景超，清华的陈达（也在人大工作过），北大的费孝通，民族大学的潘光旦，也都是很有名的社会学家，南方也有一些，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右派。《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右派分子利用人口问题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他们划了右派以后，人口问题就完全变成政治问题了，所以就一直没人敢谈。1957年的时候有人敢谈，就是马寅初。马寅初当时是北大校长，他多次在国务会议上谈到人口，当时毛主席也赞同他的观点。后来他写了一个《新人口论》，1957年7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他认为中国人太多了，素质要提高，科学技术要下乡。然后他就提倡控制人口数量，提高质量。这个观点是对的，但1959年对马寅初比以前对搞人口的社会学家批判得更厉害。马寅初自知寡不敌众，但那时几乎没人敢响应说马老是对的，因为只要响应就也被批为是马尔萨斯学说，因为马尔萨斯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是“反马列主义”了，甚至上纲为“反革命”呢。所以对马寅初批判完了以后，就没人敢搞人口了。谁敢搞人口学啊？一说中国人口多，就怕被说是“反革命”、“反马克思主义”。
我们在理论上一直没有搞清楚人口是多好，还是少好？中国应该怎么办？这就耽误了20多年。当然在理论上全面认识也很难。过去我国一个农民家庭生六七个孩子，你让他不生，也做不到。如果我们一开始能全面认识人口问题，就能够早开始搞计划生育。
1971年联合国要开人口讨论会了，所以我国要组织一个班子来研究，当时主导思想还不敢肯定中国必须要控制人口。因为以前批判马尔萨斯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里就有人搞人口理论，所以国家计委一开始就找中国人民大学，而且当时各个政府机关很信任中国人民大学。计委找到徐伟立，人大停办前，她是校党委委员，又是工经系系主任。她去找刘铮、李宗正商量，然后找我做些翻译。这个工作需要研究很多英文材料，要翻译很多文件，而那时老师们几乎都是学俄文的，懂英文的不多。研究小组一共有十几人，工经系、法律系、经济系等各个学科都有，刘铮是小组的负责人。到计委工作的，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人。
当时大多数人不愿意研究人口，都作为临时工作，都认为人口研究是“禁区”，里面有风险。我怎么认识这个问题呢？我想中国这样穷有两个原因：经济不发达是一方面，人口多也是一个原因。我早就认为中国并不是像过去所说的那样“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中国地大但物并不博。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研究过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研究结果表明1936年是旧中国最好的一年，但收入还是很低，那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是36美元，而美国是2 000美元多一点，相差近60倍。所以当时我就认定人口多是中国提高人均收入的一个大障碍，必须改变。
当时领导征求我意见，我认为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搞的时候也有点担心，确实心有余悸。那时“四人帮”搞的极左思潮还在台上，以前划右派的许多人也都是因为人口问题。学术上的问题事小，政治问题就大了，所以我们搞人口就不敢搞政策，主要搞外国的人口。我们就梳理了日本、法国等怎么搞人口研究的，还有一个就是搞历史，搞中国的人口史。顶多算是崇洋和厚古薄今，政治风险要小一点。不敢接触到政策，怕触“高压线”，因为怕一接触到政策，一提人口多影响我们的经济，那问题就大了。当时，许多搞社会科学的，为了远离政治，不少人搞历史、搞外国，所以我们先搞了外国的和历史的。“四人帮”倒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来了以后，我们才开始敢搞点政策方面的。那都得“试水”啊，得慢慢来。我就是这样慢慢地进入这个角色的。
1979年3月，我与刘铮、林富德共同给国务院写了一个人口研究报告——《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我们提出一个意见：要严格控制中国人口的增长，要用经济手段、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全国第一个向上写的人口研究报告。这个建议通过当时计生办一个副主任送到国务院，国务院也作为讨论文件，两次登在《内部参考》里，发给各个省委，然后也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散发了。这个稿子是我起草，以我们三个人的名义发表的。实际上1979年以前我们人大的一些同志就已经开始研究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了。我们在一些地方搞过调查，发现很多人，比如工人里就有这样的想法，他们认为：“国家这样困难，我们生孩子多了也不好啊。”有的女工就提出来：“我们也可以只生一个孩子。”他们都很爱国啊。所以我们当时就有一个思想：短期内提倡生一个也不是不可以。所以我起草的时候就很坚决。我们的政策是什么呢？就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坚决杜绝生三个孩子”。现在很多人都认为那是当时形势下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后来，我和刘铮又在《人民日报》上共同发表了我国人口学的第一篇理论文章《人口非控制不可》。《人民日报》已经有近二十年不发表人口文章了，自从马寅初被批以后，没有人敢写人口文章了。我们在《红旗》上也写过一篇《控制人口增长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
搞人口，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抉择。当时工经系、法律系、经济系很多人都参加过人口研究，但开完1974年国际会议以后，这个临时人口研究班子就散了。国务院文教办、北京市委和计划生育办公室三个单位就联合向上建议成立一个常设机构研究人口。当然首先得从人大这批人里选，谁愿意做谁就留下。结果没几个人愿意留下来，都愿意回原系，只有刘铮和我留下来了。当时人大停办，我认为反正干什么也都是革命工作。另外，当时我认为搞人口研究对国家的作用比统计显著，统计很多人都能搞，已经培养了许多人才。搞人口我们要有基础的，因为统计学里有一个分支就是讲人口统计学；另外又要懂数学、英文，还要懂得马列主义理论，我们的条件比较全。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早期学马列主义十分认真。上个世纪50年代，人大对所有成员的马列主义要求很严格，教职员都无一例外地上马列主义夜大学，系统学习四门理论课，一年一门，每周两次，每次讲授或课堂讨论两三个小时，雷打不动。每学期期末都要考试，考试方式都是抽签口试，教师当场评定成绩，考试是严格的。那时我才30出头，记忆力和理解力比较好，四门课八次考试我都是优。我觉得我是得益于学过马列主义。我并不认为马列主义所有言论都没过时，它也有时代的局限，但它的基本原理和哲学基础可以作为一个望远镜，它站得高、看得远，这一点是其他西方学者不能比拟的。我就有这个信心。有了这几个条件，所以当时我没犹豫，还是愿意搞人口学研究。因此我就成为中国最早从事现代人口学的研究者之一，迄今为止也是从事人口研究时间最长的人了！迄今已近四十年了！
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口学教学研究在全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1974年成立的人口研究机构就在中国人民大学院子里。那时候中国人民大学还没有复校，穷得很，我们的办公室只有半间房子。名义上我们是在北京经济学院（我们成建制分配在经济学院），但是人大的人都没散。在北五楼（世纪馆西侧）的一间破旧房子里，我们出版了好多书、办了很多杂志。人口研究室当时十几个人，大部分都是原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后来才加了几个北京经济学院的人进来，其实他们中间也有过去人大分过去的人，像林富德、冯立天。复校后，我们就回到了人大。我们一直在从事人口工作，上面讲到的那个报告是1978年人大复校后在人口研究所写的。当时全国其他高校还没有这样的机构，人大是独一无二的。记得联合国人口基金项目启动之前，1979年组织一个中国人口学家代表团到联合国、美国、英国、法国、泰国访问考察时，全团五人中有四人是人大的，另外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铮是团长，我是秘书长。
由于人口问题在世界上的重要性，1979年联合国就给中国资助，要中国进行人口培训和科学研究。其重要目的之一是资助我们搞人口普查，弄清楚中国究竟有多少人。中国的人口数量长期搞不清楚，原先一般都认为中国有四亿五千万，后来说是四亿七千五百万，经过普查以后确认是五亿四千万。中国人口不清楚，全世界有多少人口就没法算，所以联合国就希望我们将中国的人口问题搞清楚。联合国资助以后，条件就好多了，有十个院校相继成立了人口研究的机构，但我们是接受援助的大头，是领先的。第一期援助的时候大部分是由我们接受。社科院也在我们后面，那时北大还没有人口研究机构呢。当时人口所在人大的研究机构里面是很“阔”了，条件很好，有几十台电视机，又有汽车，还有一台几十万美元的彩色印刷机（后来给出版社了）。
第二期联合国援助的时候，人口研究所由10个，又扩大到20个，后来扩大到更多。第四期又收缩了，有些机构就转行不办了。联合国的资助很多，又比较容易出国，所以当时很多人都愿意搞人口。最开始我们只是做研究，没有招学生。复校不久开始招研究生，1980年后才开始招本科生。当时国家教委批准有两个学校可以招本科生，北方是人大，南方是复旦。办了十几年以后，1995年本科专业调整，人口学专业改属管理专业。人口管理的内容很多，比如人口、老龄、婚姻、流动人口等等。
我们学校人口学教学研究在全国高校里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我们人口所接受联合国的捐款最多，图书资料也最多。人口研究所曾被定为全国人口学的研究中心、资料中心。1985年由教委和人口基金把人大人口所定为“中国人口学教学与培训中心”，承担国内外人口学培训的任务。人口所派出的留学生在人大也是最多的，在国际上有较高的知名度，人大人口所经常出去作报告，考察交流，我就出国七十多次。我们在学术上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其他的名校如北大、复旦、南开都有人口所，它们就没有像人大这样的规模和历史基础。不过情况是不断变化的。
我们为国家作了一定的贡献。我们学校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人口机构——人口研究所，创办了第一个人口学系，创办了第一个人口学学术期刊——《人口研究》，参加了我国第一个国家人口出国访问代表团，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国际人口学培训机构。“中华人口奖”先后颁发过五次，人大人口所一共获得了四次，我是1995年获得第二届“中华人口奖”的。总之，荣誉算是不少的，这些都是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奋斗而来的，但这些都是历史了。
我们研究所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过很多建议，如最先的“五点建议”。我们的建议也得到了重视，但最后采纳的是其他的意见，他们是用数学、电脑来研究的。他们认为：一对夫妻生一个孩子，这样持续几代人，中国人口就不会有十几亿人了，就变成六到七亿了。计生委一度曾经考虑过每一个地方都做个地方人口规划，这个人口规划就是按只生一个孩子的方针。当时在昆明开过一个全国人口规划会议，要各地贯彻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我代表所里去参加。我们反对这样做，我们认为在一定时期提倡生一个可以，但要强制只能生一个，持续几代人，肯定不行，既无先例，后果也不清楚。所以我在会上就起来舌战群儒，发言不免有些激动。有些人要对我进行批判，当时我已经是全国政协委员了，我认为应该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现在对这次争论都不再提及了，似乎未发生过，但是原计划从基层开始定人口计划，最终达到六到七亿这个目标根本就没有人再提了，可能也贯彻不下去，到后来不了了之。现在看来这个是不切实际的规划。后来我们国家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如对农村人口的生育政策也放宽了些。
现在人家谈中国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不够准确，因为农村生了一个女孩也可以再生一个。1980年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在当时第一个人口高峰下，我们已经没有选择了，不得已而提出。总的来讲，我们当时提出严格控制人口还是利大于弊。我们在谈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时候，没有谈人口，我认为也是不公正的。因为如果不是控制了人口，少生了三四亿，中国绝没有今天这段发展机遇，光是吃饭、就业、住房问题就难办得多。
开创老年学：为老人说话，为社会谋利
在人口学研究的基础上，我已预见到人口老龄化的必然加速。少生必然老化，少子必然高龄化，老龄化问题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我认为我们不能再犯忽视人口问题的错误，如果不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人口老龄化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所以我在1982年以后慢慢地转向老年学研究，要为老龄问题鼓与呼。我提出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提出我国未富先老，提倡健康老龄化，提出不能靠多生孩子缓解老龄化等言论，倡导研究老年学，并主编了我国的《社会老年学》，招收老年学博士生等。研究老龄化问题没有什么市场，因为中国老年人太穷，没有多少人愿意搞。老年学作为一个专业，在发达国家十分受重视，我国大多数人只是口头上重视。我之所以能开拓这个学科，也是当时国家教委和我校高瞻远瞩，同意我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招收博士生、硕士生，以人口老龄化和老年学为研究方向。我认为我们学校的领导是有远见的，我们已经培养了一大批老年学人才。20多年来，前后招了30多个学生，现在他们中许多人是我国从事老年学研究的教授和研究人员中的骨干。老年学今后随着人口老龄化肯定会愈来愈受到重视。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对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作力所能及的贡献。
人物简介
邬沧萍（1922— )，广东省广州市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教授，人口学家、社会老年学家、统计学家。
邬沧萍1941年考入岭南大学经济系，1946年毕业后在香港中国九龙海关工作。1948年到美国纽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50年取得MBA学位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统计学。1951年带领全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不久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先后在北京辅仁大学经济系、中央财经学院统计系任教。1953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任教，1972年开始专职从事人口学和中国人口问题的教学与研究。“文革”中国人民大学停办期间，转到北京经济学院（今首都经贸大学）人口研究室，专门从事人口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回校任教，1980年起专门从事老年学研究，1983年起专门从事老年学和老龄问题研究，是中国最早专门从事这两门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之一。1984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90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称号，2009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一级教授称号。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兼任中国老年学学会会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等职。邬沧萍是中国现代人口学和老年学的开拓者和知名学者之一。
邬沧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指导人口学、老年学博士生、硕士生约30人。主编、副主编、独著、合著、翻译的专著、教材、辞典、译著等有20多部（本），代表性著作有《人口统计学》、《世界人口》、《人口学辞典》、《英汉人文社会科学词典》、《社会老年学》、《中国人口老龄化》、《人口、资源、环境关系史》、《老年学概论》等，公开发表论文、文章200多篇。自1979年起，先后70余次受邀出国参加学术会议、讲学、考察、访问、合作研究。出访过30多个国家，参加了百余次国际会议。
邬沧萍先后获国家教委第一届社会科学一等奖、第二届社会科学三等奖，获北京市社会科学一等奖3项，二、三等奖多项，获历次国家计生委、中国人口学会一等奖、二等奖多项，获中国老年学学会特别奖、一等奖多项，获《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中国人口报》征文一等奖，2004年8月获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教司“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学习邓小平人口思想征文”特别奖，1960年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1995年获第二届中华人口奖（科学奖），2000年获中国老教授协会十大教授科教兴国奖，2002年获香港浸会大学中国课程优秀教学奖，还获得中国人口学会、中国老年学会等机构多次、多项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