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行政学

政治学何谓?政治学何为?

张广生

  什么是政治的知识与技艺呢?这种知识与技艺又与人类生活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似乎是相契的。《大学》开篇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思是,伟大的学术以修己治人的实践为功夫,以人伦生活的至善为目的。柏拉图在《政治家》中说:那支配着其他全部技艺并监护着法律和国家中所有事物,同时把它们编织在一起的技艺,我们可以依其职责把它称作政治的技艺柏拉图通过把政治技艺类比为编织技艺,不仅强调了政治知识与技艺所具有的超越于诸如赚钱技艺、医药技艺之上的全局视野,而且明确指示了这种护国者技艺依其本性而拥有的支配其他技艺的高贵地位。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论证道:如果最高的善是最权威的科学或最伟大技艺的对象,那么,政治学就是这门最权威的科学,因为,正是这门科学规定了在城邦中应该研究哪些科学,哪部分公民应该学习哪部分知识,以及学到何种程度。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既然每种知识和技艺都指向某种,既然有差等,既然政治学以属人的至善为目的,那么,政治学就是属人的知识与技艺中的最高学问

的确,只要生活在高级文明之中,无论人们对之间的关系持积极还是消极的态度,他们都无法否认的是,人的天性天德与国的势位利用之间的离合,必然关乎的幸福。当《庄子》里道家人物面对自己时代的中国之天下发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愤世之叹时,正如柏拉图《理想国》中智术师人物面对希腊世界说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这种嫉俗之语时,这正是年轻人感愤于世势衰颓,对老年人德位应该合一”“正义与幸福自然一致的教诲充满怀疑的时刻。面对中国世界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承先启后,引领其门徒,把对衰败的礼法习俗的否思和重建人伦差序的担当精神结合起来,用感通群己伦类的自然仁德呼应贯通天人的圣王政教;遭逢希腊文明的衰落,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回应的方式则是,把年轻人对不义的愤怒当作契机,邀请他们一起建构自然意义上最好的国家,以期获得重建正当的群己生活的智慧。无论孔子式的德位合一的礼法筹划,还是苏格拉底式的正义与幸福相一致的政教方略,都把国家建设的目标设定为某种伦理与政治生活合一的、自我节制的共同体。

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政教合一国家只在城邦规模的历史现实中找到自己的影像不同,孔子及其门徒的伦理政治学说则对中国大一统的超级国家的建构发挥了深远的塑造作用。正因如此,那位受过良好西方古典教育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才感叹,自己目睹的中国不仅仅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和军事力量超强的国家,而且是由哲学家阶层统治的、不事对外扩张的高度节制的内向国家。然而,19世纪中叶以来,与现代西方的相遇给中国的发展道路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西方冲击下,无论传统中国在区别西式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上被称作帝国”“天下国家,还是文明国家,总之,中国以国家兼天下的传统秩序难以安立了。因为天下大势已变,列强环伺,所以,正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所作的历史时势与战略判断: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一切率由旧章当然是不合时宜了,问题是,受到西方冲击的中国需要发生怎样的变易,又要保持怎样的不易?在回应西方挑战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家形式发生了三次重要的演变:从君主和士大夫领导人民的国家,到军阀豪绅当家的国家,然后到革命政党领导人民的国家。

抽象估价中国的古今之变自然简单,那就是要保持那些好的,改变那些不好的。问题是,对现代中国来说,如何评估列国政治的优劣短长和如何审视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发生的变化,既有出于利害的理由,也有出于是非的逻辑,但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应该用什么标准,应该由谁来判断这好的不好的?如何继往开来,实现中国文明的复兴呢?

进行如此深刻的理论思考,回应如此重大的现实关怀——政治学正是这样一门历久而常新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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